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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变迁与妙峰山香会浮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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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9-6 16:17:3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村落变迁与妙峰山香会浮沉
— — 京西古城村秉心圣会研究与反思
苗大雷


摘要:京西古城村秉心圣会从兴到衰的命运反映出村落变迁与妙峰山香会浮沉的复杂关系。最初,秉心圣会承载着古城村人祈福求善的心理期求。随着村落面临城市化的巨大压力.秉心圣会成为古城村人追忆村庄生活并表达利益追求的纽带,人们在积极投身香会活动的过程中激发出强烈的村庄意识,这成为民俗文化延续的心理动力。在村落拆迁的现实面前,秉心圣会的传统民俗活动逐渐难以为继,“非遗”陷入名实难副的困境。秉心圣会的兴衰浮沉,反映出当下“非遗”保护面临的困境,也为探讨妙峰山香会文化的未来提出了迫切要求。


关键词:妙峰山  香会  秉心圣会  村落变迁  村庄意识






一、引言:从妙蜂山到村落

1925年农历四月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顾颉刚等人进行了首次妙峰山进香调查,开中国民俗学田野调查之先河。被誉为“中国民俗学的一面旗帜”。顾颉刚先生通过抄录张贴在北京城内外的各种会贴研究了妙峰山香会的经费募集方式、会规与组织结构。70多年之后,吴效群重做妙峰山香会研究,将香会行香走会的理念阐释为.北京民众出于对皇权压迫的反抗建立起虚拟的“紫禁城”,抢洋斗胜,耗财买脸,发泄被帝国的政治符号压迫的愤懑;而如今活跃于妙峰山庙会的香会,尤其是较好地保持了传统的香会,大多以追求经济利益为主要目的。因而,明清以来以民间社会为基础的妙峰山香会文化难以再现当年的繁盛景象。


对比二人穿越时空的妙峰山香会研究可以发现,他们都立足妙峰山这个“民众实际生活以外”的空间展开田野调查,却忽略了香会内部的差异以及香会活动与其成员实际生活之间的联系。实际上,妙峰山香会中有许多来自传统的乡村,它们大多以村落为依托发展起来。对于它们而言,行香走会的意义何在?香会与村民的实际生活有怎样的关联?随着村落的发展与变迁,甚至“村落的终结” ,它们又面临怎样的命运?


为解答上述问题,笔者对京西古城村秉心圣会展开研究,将田野从妙峰山转移到香会赖以生存的村落。之所以研究秉心圣会,主要有两点考虑。第一,秉心圣会是20世纪80年代末妙峰山香会文化重新兴起后第一个到妙峰山朝顶的香会,韩书瑞(Susan Naquin)曾专门提及,吴效群将其译为“同心会”。对这一香会进行深入研究将有利于完善对妙峰山香会与香会文化的理解。第二,自秉心圣会2005年5月再次出现在妙蜂山庙会至今,笔者曾十数次往返于古城村,参与它的活动,并在2006年1月到3月期间进行了参与观察。这使笔者详细地了解了秉心圣会,见证了村落的变迁与香会的浮沉。


二、祈福求善:秉心圣会的传统追求


古城村人口耳相传,秉心圣会是“明万历元年(1573)有的会,万历四年(1576)走的会”,在清末光绪年闯形成稳定的组织与活动。这一说法既与明朝万历年间北京地区“所居村民随多寡立会,岁敛钱供其近村寺” 的历史记载相符,也与妙峰山庙会形成于明代、繁盛于清代康乾时期、在清末光绪年间达致鼎盛的研究发现吻合。由此大致可以判定,秉心圣会最晚在清代末期形成稳定的组织与活动方式,它有着比较清晰的组织结构与民俗活动。


(一) 心圣会的组织结构


从进香性质看,秉心圣会属于攒香会,所需资金由村民自愿捐献,代表古城村人前往妙峰山朝顶进香[9J。为了方便资金管理与走会活动,会内成员分为督管、前引、管事儿、司房和玩角儿。其中,督管由德高望重的人担任,负责会中一切事务,定期组织会务;前引由头脑机敏、口才好的人担任,负责执行会礼会规、对外联络和主持各种仪式;管事儿由有一定组织管理能力的人担任,负责组织玩角儿练功和表演;司房由能写会算且为人公正的人担任,负责管理账务与后勤事务:玩角儿一般具有一定的绝活儿,在行香走会中进行表演。


在组织结构上,秉心圣会由十个会档组成,古城村人称之为“花十档”,依次如下:


第一档为灵官旗,即用白布做成的三角形大旗,上画一锯齿獠牙的神像,手执钢鞭,做开路状。旗杆顶上绑有一个用木板做成的红葫芦,底下用两块网木板夹着红穗子。它由一人打着开路。


第二档为两副栊框,由两人各挑一副,顶端的四角绑着四面挂着小铃铛的三角拨旗,上书“秉心圣会”字样。


第三档为四只钱粮筐 它用荆条编成,里面装着香蜡纸码和行套,外面用黄色的布围上,布上画有琵琶、镲、蛇、伞,筐沿上插着四面三角拨旗,拴上小铃铛。两人用一根竹杆子抬着,边走摩擦步,边走边颤,发出“咣啷”、“咣啷”的声音。


第四档为石锁会,分武场和文场。武场用石锁表演,石锁是一块扁长形的石头,形如古代的铜锁,靠一侧凿成一个长方形孔,透出的上端修成圆柱形作为手柄.它的表演动作有盘肘、错骨、单背剑、双背剑、腰串、膀串、晃壶、拉线、正反合页手等14套动作;文场用锣鼓伴奏,鼓点有八套,分单斗、双斗、殴斗、长寿钹、斗钹、十八钹、爬山、回香。


第五档为高跷秧歌会,又称太平歌会。角色固定为12个。在表演时,玩角儿脚踩高跷,手持道具,口唱太平歌(又称大秧歌),表演跷技。跷技有蹲裆、跳蝎子、别黄瓜架、跳八字、蹲行步、倒腰子、背腿子、苏秦背剑、怀中抱月、跳圪塔、鹞子翻身、背跟斗、切跟斗、越障碍、搭象楼等。


第六档为龙旗牌棍。


第七档为中军,即两个唢呐、一对小擦锅、一个手鼓,由四个人演奏。


第八档为四执,即四面大筛(铜锣),由四个人打击。第七、八两档合称秉心会。


第九档为娘娘驾,它由底座和木板组成,形如祖宗牌位,上书“天仙圣母碧霞元君之神位”。朝顶进香期间,由一名十几岁的体弱多病的男孩捧着。


第十档为督旗,即一块用黑布做成的三角形大旗,旗杆顶上绑有一个木版黑葫芦。底下用两块圆木板夹着黑穗子,飘带上写着会名,旗面上绣有北斗七星。


(二)秉心圣会的仪式活动


秉心圣会的活动主要是,在每年农历四月按照“十一踩街、十二扬香、十三朝顶、十四还乡”的方式到妙峰山朝顶进香。


“十一踩街”指,在四月十一,秉心圣会在古城村进行妙峰山行香走会的预演,全体成员到村中供奉碧霞元君的三义庙集合,按照妙峰山朝顶仪式祭拜,并按香道上的规矩在村中献档表演。


“十二扬香”指,在四月十二,秉心圣会全体成员早早地从村中三义庙出发,徒步从南道前往妙峰山。途中路过各村庄时,遇到茶桌或者茶棚必须献档表演,前引既要让各会档献好档,又要掌握好时间,这样才能不耽误行程。


“十三朝顶”指,在四月十三赶到妙峰山,先在灵官殿前举行报号礼,由高跷秧歌会的玩角儿演唱《灵官殿佛歌》,然后按引会、攒香、念香词、焚表、号佛、献档表演的程序举行朝顶仪式。引会提前引带领中军与四执将其余各档会从庙的正门引入庙中,方式为“反引正带”。攒香指在妙峰山灵感宫前的香池边搭建香山子(或称香塔)。搭建方法为,先用三柱长香搭成三足鼎立形状,然后再把其他香慢慢地贴靠上去。香山子中间是空膛的,方便点火。念香词指由督管向碧霞元君说祈福的话,以此表达古城村人的虔心。焚表指由督管点燃写着秉心圣会捐资者姓名的黄色纸表。号佛即由前引领唱、众人合唱大秧歌中的《小五佛》。献档表演是在结束前面的仪式后,前引将各档会从偏门带出,玩角JL4fl开始表演绝活儿。


“十四还乡”指秉心圣会成员在这一天返回村中。在回村之前,他们要绕道到距村庄约五里的石景山进行“二山朝顶”,祭拜这里的碧霞元君娘娘。


(三)秉心圣会的活动理念


从秉心圣会的组织结构与仪式活动来看,它既有文会的仪仗执事功能,又有武会的表演特点,这与妙峰山香会中文会与武会相分立、分别象征帝国制度中的文臣武将的解释[10]有所差别。同时,秉心圣会主要通过村民自愿捐助筹集资金.因而很少有“耗财买脸”的追求与实际行动。此外,田野调查还发现,古城村人并不承认“凡到妙峰山朝顶的香会,都得加入在城里专门设立的组织机构(会口),得到各会的认可.并具有资格,才允许该会会旗打出‘金顶妙峰山进香’字样,否则就被排除在外” 这种“贺会”制度的绝对权威性,而是相信只要经过周围村庄的请会,就算得到正式承认。这表明,通过行香走会制度建立起虚拟的“紫禁城”的解释并不符合秉心圣会的实际情况。


当笔者试图通过访谈早年参加过妙峰山朝顶进香的老人来探讨秉心圣会行香走会的意义时,许多人回应,“哪有什么?就是求老娘娘保佑我们平平安安的,保佑咱古城村的老百姓”。而提及碧霞元君及其信仰,他们的话语虽然千差万别,却表现出很多相似性。他们并不知道碧霞元君是谁,也不知她属于道教还是佛教,却都强调“积德行善”,“烧香念佛就是行善,恶事别做,多做点好事”。其中,对老娘娘(碧霞元君)的虔心最令他们自豪。一位八旬老人回忆,“那时不好上(妙峰山),经过的地方多,还要走着去,累着呢!到一个村是走不了的,(要献档),睡得晚起得早,路上还带着这样那样的东西,你不得吃呀?什么叫虔心?这就叫虔心!”至于前去妙峰山朝顶进香的会礼会规,不少老人则讲,“按会上说是会规,按过日子就是家长里短,‘你吃饭了’这个那个的。”在他们心中,行香走会只是生活中的一件平常事情。对此加以总结.祈福求善才是古城村人到妙峰山朝顶进香的目的,也是秉心圣会的活动理念。


其实.这是不难理解的,利奇(Edmund Leach)和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关于“作为人类基本生存技术的仪式”和“作为人类生存意义的仪式”的精彩论述已经做出了解释。仪式作为人类基本生存技术,往往与人们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生存术相关联,“花十档”的表演需要玩角具有深厚的功夫与熟练的技能,到妙峰山朝顶进香更需要人们有坚韧的脚力与强健的身体,这些恰恰符合了那个时候古城村人通过拉骆驼、做苦力来维持生计的自然需要。仪式作为人类生存意义,指通过仪式.生存的世界与想象的世界借助一组象征形式融合起来,人们产生“宗教观念(信仰)是真实的”信念。正是因为有了秉心圣会的妙峰山朝顶仪式,古城村人才相信老娘娘看到了他们的虔心,并会因此去保佑他们。由此,古城村人是在通过秉心圣会向他心中的女神献祭。


三、村庄意识:秉心圣会复兴的现实内涵


对于传统的复兴,许多研究者发现,“传统”往往会被人们赋予新的意义,这在范庄的“龙牌会”得到了集中体现。 秉心圣会的复兴也表现出相似的情况,它与古城村的特殊境遇密切相关。2002年12月起,由于古城村所在的北京市石景山区实行“村改居”,取消农业户口,古城村也被撤销了行政意义上的村落建制,代之以前街和后街两个居委会,同时作为“城中村”列入了拆迁计划。这是秉心圣会复兴的大背景。值得一提的是,秉心圣会在1949年至2004年间被成功改造,踩街主要在正月初二进行.成为特别的拜年方式,而1988年和1994年的两次妙峰山朝顶则变成远游的娱乐。此间,出于群众娱乐和政府征用的需要,古城村人发展出太平鼓、狮子会等会档。这些都为秉心圣会的复兴奠定了基础。


2004年12月18日,“古城村秉心圣会献档表演”举行,这标志着秉心圣会重获新生.它在当时由秉心会、钱粮筐会、石锁会、高跷秧歌会、狮子会、太平鼓会、武术会、腰鼓队、新秧歌会(地秧歌)、舞龙队组成新“花十档”。在组织管理方面,复兴的秉心圣会采取“理事会管理下的会员制”,允许古城村人自愿加入,各档会选举一到两名会头负责组织与联络工作,并由各会头组成理事会,作为最高权力机构。在资金方面。主要通过向原古城大队、当时的古城农工商公司n 提出申请来获得活动经费。


在活动方面.主要是正月初二踩街和农历四月妙峰山朝顶进香,除此并不参加商业演出。这意味着,新生的秉心圣会既继承了传统组织资源,又借助现代管理体制加以改造。但并没有利用传统去追求经济利益。对于古城村人积极复兴并运作秉心圣会的原因。需要考虑“民俗自身机制与国家现代化过程带来的力量渗透之间的关系”。


(一)复会:特别的村庄事务


从2004年7月开始,古城后街居委会的马主任联合古城农工商公司的领导、村中老会头和老玩角儿,开始筹备秉心圣会复兴事宜,希望“以居委会为阵地把花会恢复起来”。出于对秉心圣会的热爱,老会头、老玩角儿都积极支持,正如石锁会一位老玩角儿所说,“听说复会,那高兴呀,觉得这些玩意儿能继承、发扬了。老人、小孩都喜欢,只要有人起头,(我们)就支持”。而古城农工商公司愿意不断提供经费支持,也是出于对秉心圣会的认同。总经理更是讲,“别把老辈子留下的东西扔了,谁要把这些弄不起来,这是,fll'/l的罪”,他还专门组织力量编写了一本介绍古城村的书,并把秉心圣会作为“古城村文化”的主要内容。在这些古城村人的共同努力下,复会的各项准备工作得以完成。到2004年12月18日,“古城村秉心圣会献档表演”成功举行,人们称其为“复会仪式”,并把当时的情景概括为“小孩玩得欢,老人笑得甜”。对古城村人而言,这是一场久违了的村庄庆典。


可以说,秉心圣会的复兴是由一位居委会主任发起并成功运作起来的。对于复兴秉心圣会,虽然不同的古城村人有不同的考虑和说法,却都有着相同的认同,他们都认为,秉心圣会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是古城村的。在他们心中.是“古城村的先辈们怀着十分虔诚的心情。历尽千辛万苦,创立了古城村秉心圣会”,因而秉心圣会是整个村庄的财富。由此,古城村人在村庄的旗帜下得到了统一,复兴秉心圣会成为一项特别的村庄事务。


(二)踩街与朝顶:追忆村庄生活


在秉心圣会复兴之后,踩街与妙峰山朝顶进香活动也有了新的内涵,它们实际上成为古城村人追忆村庄生活的方式。


2006年1月30日(正月初二)上午,复兴之后的秉心圣会组织全体成员在村中三义庙遗址前集合并合影。大约lO点,被推为会长的马主任宣布踩街活动开始,各档会便按照号佛、引会、献档表演的程序开始踩街。可以感受到,所有的古城村人都有着激越的心情。中年人说,“在过年的时候听到这样的鼓点与动静,感觉特别亲切”,“很多年都少有这样的活动,大家也没怎么一起活动过”。他们强调踩街的集体活动性质,也注重其中的娱乐性。老人们更动情,一些坐在轮椅上的老人在儿女的陪伴下出来看踩街,在看到秉心圣会的表演后他们都有着会心的微笑,不少人还在不经意中留下泪水。许多人都说,“这真不错,咱古城的东西没有丢”。


与踩街相比,妙峰山朝顶进香显得神圣而庄严。2005年5月初。古城村人赶制出灵官旗、栊框、龙旗牌棍、娘娘驾、督旗,在5月21日(四月十四)到妙峰山朝顶时使老“花十档”完整地出现在妙峰山。2006年5月5日(四月初八),古城村人又恢复了焚表仪式,保证朝顶仪式按照引会、攒香、念香词、焚表、号佛、献档表演的完整程序进行。在举行这些仪式时,秉心圣会成员积极投入,老会头、老玩角儿们更在相互提醒中对许多细节问题达成了共识,以此追求他们年轻时朝顶的本来面貌。由此,古城村人也初步实现了“原汁原味”。对此,会长马主任有个解释,“朝顶进香也是一种娱乐,老百姓都乐于参与,把过去的原汁原味组织起来、恢复起来,让大家还有个回忆,有个记忆。原汁原味就是花会朝顶的过程,包括服装呀、道具呀,尽量不要走形,过去有什么,咱就照着那样”。从中可以发现,古城村人所强调的“原汁原味”实际是一种“传统”的生活方式,他们是在借秉心圣会的活动追忆村庄生活。


(三)申报“非遗”:保留古城村


2006年8月27 El,北京市文化局公示了“第一批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秉心圣会名列其中。古城村人骄傲地说,“秉心圣会终于有了自己的名分”。实际上.在积极地为秉心圣会申请“非遗”的背后,隐含着古城村人的实际追求。


秉心圣会的“申遗”工作是从2005年5月28日开始的。从那时起直到当年的8月24日召开专家论证会,许多古城村人积极投身其中。有人负责搜集照片与文字资料,有人参与申报材料的写作,而老玩角儿则主要演唱太平歌,完成影像资料的录制,一些老人为此“唱哑了嗓子”。在这个过程中,古城农工商公司帮着解决了资金问题。之所以积极投入,所有人都有着比较实际的考虑。对此,秘书长洪言讲到,“当时就想啊,要是真能批下来绝对有好处,可以提些条件嘛,比如集中居住,保留古城村名什么的”。而玩角儿们则有着更加单纯而美好的想法,高跷秧歌会一位玩角儿讲,“可以保留古城村呀。亚运村不也是楼房吗?你比如说有规模地划片地,盖几栋楼,古城村民集中居住,村子两头,东边也好,西边也好,立两个牌楼,就写着京西古城村”。古城农工商公司的总经理更表示,希望在原古城村地界上建一批住宅楼。“建楼了却还是古城村的旧址,这样村民间也熟悉,邻里之间和睦相处,这样就能把花会传承下去”。显然,虽然这些想法不尽相同,却有着相同的追求,这便是保留古城村,争取村民“集中居住”。在他们看来,一旦秉心圣会成功申请为“非遗”,保留古城村这一要求的砝码便会加重,这才是古城村人积极申请“非遗”背后的深意。


从秉心圣会的复兴与实际运作来看,有两个方面的内容至关重要。一方面.与王铭铭在溪村观察到的情况类似,古城村人通过秉心圣会的活动追忆村庄生活,借以“寻找社区历史”。这是秉心圣会复兴的核心内容。另一方面。与刘铁梁考察村落庙会做出的判断相吻合,在“城中村”拆迁的巨大压力下,古城村人利用申请“非遗”表达联合利益的要求。试图达到保留古城村的目的。在整个过程中,他们不断地提醒自己,“咱与古城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意味着,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相伴,传统的村落面临着终结,但土生土长的原有村民依然保留了难以阻隔的乡土本色,他们的思绪中也保存着一份对祖祖辈辈生存着的土地的怀恋。这与南景村民的情形非常相似,“在适应都市生活的过程中,村民一直在改写着传统,这使之远离乡土文化的中心:同时.他们也在恪守恬淡而尚存的一份记忆,这又使之位居于都市文化的边陲”。与南景村人不同的是,由于有了秉心圣会这一组织载体,古城村人不断表达出自己的乡土留恋,也传递了村庄认同,这成为古城村人的一种心结。出于对“村民的地方性和长期性感受” 的尊重,我们称古城村人的这种心结为村庄意识。正因为这种村庄意识,古城村人积极地投入到秉心圣会的各项事务中,成为秉心圣会复兴的内在动力。


四、村落终结:秉心圣会的衰败


自2005年启动“非遗”保护项目以来.对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探讨逐渐达到前所未有的热度,许多学者强调“以人为本”把握“非遗”的实质并做好保护。对于妙峰山香会而言,“非遗”保护的关键本该是梳理清楚“技艺民俗何为本”,并进行有针对性的保护。 遗憾的是。有关政府部门表现出一定的机械性、片面性甚至近利性,导致不少“非遗”该保护的未保护或保护不力,而一些本该作为“非遗”保护重中之重的民俗文化空间的萎缩,更是严重影响了“非遗”的传承。秉心圣会也遭遇了这样的困境。


(一)艰难的朝顶:名实难副的“非遗”困境


2007年5月19日(四月初三),秉心圣会进行了复兴以来的第三次妙峰山朝顶进香活动。在古城村人看来,这次朝顶进香有着两大突破。一个是,这次朝顶进香“最接近原汁原味”,不仅在妙峰山上举行了完整的朝顶仪式,而且在去妙蜂山的途中还到旧香道上的万缘同善茶棚打尖。另一个是,按照旧时行香走会的规矩,一个香会只有连续三年到妙峰山朝顶才能被其他香会承认,而这次朝顶进香就达到了这一要求。不过,让所有人始料未及的是,2007年的朝顶进香活动竟然成为直到目前为止秉心圣会妙峰山朝顶的绝唱。


2008年和2009年秉心圣会未能进行妙峰山朝顶进香是由特殊现实造成的。2008年,古城村人已经做好了在5月10日(四月初七)朝顶的各项准备,不过那一天一直下中雨,直到上午8点半都没有减弱的迹象,而妙峰山还下起了零星小雪。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到奥运年北京对安全问题的异常重视和玩角儿们的人身安全,组织者决定取消当天的朝顶。随后,当年“5.12地震”的发生更引发对安全问题的特别强调,秉心圣会的妙峰山朝顶进香活动因此未能实现。而到了2009年,在参加了妙峰山庙会的协调会之后。秉心圣会的主要负责人了解到。以往能直接上到妙峰山顶的面包车作为“黄标车”被淘汰了,而大公交只可以上到妙峰山下的涧沟村。却无法到达山顶。出于对众多玩角儿自带道具登山安全等现实问题的考虑,这一年的妙峰山朝顶进香活动也被迫取消了。


到2010年以后,秉心圣会的代表连妙峰山庙会协调会也没再参加。自2009年10月起,古城村作为“城中村”开始了实质性拆迁,不断有古城村人离开村庄,到2010年村里已经到处是残垣断壁,秉心圣会的会档和人员变得残缺不齐。而且,古城村人发现.相关政府部门并未对“非遗”保护做通盘考虑,通过秉心圣会实现保留村庄的希望基本落空。再加上拆迁涉及到各家各户的切身利益,许多人都忙于和开发商谈判、周旋,完全没有心情再参与朝顶进香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就连最积极的组织者— — 秘书长洪言也认识到,“秉心圣会在这里面也确实起不到什么作用”。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认为去参加妙峰山协调会已经没什么意义了。


从2007年秉心圣会妙峰山朝顶活动的鼎盛到2010年以后连协调会都不参加的惨淡,展现出的无疑是一幅悲凉画面。而秉心圣会作为一项民俗类“非遗”.在缺失了妙峰山朝顶这项最核心的民俗活动之后,已经开始变得名实难副了.


(二)最后的踩街:渐行渐远的村庄记忆


在2008年未能进行妙峰山朝顶进香活动之后.古城村人尤为重视2009年的春节踩街,认为这是最能体现它作为“非遗”的价值所在,也是唯一的村庄集体活动。为此,人们积极地投入其中。秉心圣会名下的所有会档都参加了这一年的踩街。而在主要组织者的设想里,踩街活动只要能给人们留下村庄记忆就可以了.洪言对此讲到,“没有人知道古城村到底能坚持到什么时候。大家就这样乐呵乐呵,有个好的回忆也不错”。这一点在2010年踩街时变得异常突出。


2010年2月15日(正月初二),在被拆的七零八落的古城村,秉心圣会的部分会档进行了迄今为止最后一次踩街,主要有钱粮筐、石锁会、高跷秧歌会和狮子会。由于缺少必要的经费支持,这次踩街非常粗简,“高跷会的没有化妆,也没有踩高跷,就是在地上走着,到处是残砖断瓦,踩上高跷了也不安全。石锁会呢,主要就是文场出来敲了敲。前后也就一个小时左右”。对于这次踩街,有人形容为“你能想象多凄惨就有多凄惨”。这次踩街是在洪言的坚持下进行的,他的想法是,“即便秉心圣会肯定要散了,也要来个最后的收场。这样大家总还能有个最后的回忆。”面对村落拆迁的现实,主要组织者深刻地意识到,村庄的消亡变得不可避免,作为政府和开发商面前的弱势力量,能做到的仅仅是尽可能地带给人们最后的记忆。对于未来.人们也充满了悲观,“谁知道还能不能搞起来,我看忒不可能,人都走了,人心开始不齐了。”


从艰难的朝顶到最后的踩街,展现出来的是秉心圣会的不断衰败。在这里,我们所面临的绝不仅仅是兰林友面对华北乡村“庙无寻处”所发出的“没有庙宇的华北乡民直面人生无常时”精神家园何在的感慨 ],也不是孙庆忠所描绘的南景村民在“城中村”的怀抱下始终“恪守恬淡而尚存的一份记忆”的温情画面 .而是一幅“村落的终结”成为现实时人们变得心无所依的黯淡场景。如今。古城村人在复兴秉心圣会时所怀抱的保留古城村的美好愿望终成泡影.而秉心圣会作为一度被寄予厚望的组织载体也变得支离破碎。而在失去了组织载体之后,古城村人一度被激发起来的村庄意识也开始变得无所依托。面对未来,这些曾经在村庄和民间香会的双重荫蔽之下容易“抱团”的古城村人不得不回到一种单打独斗的原子状态。这再一次验证了学者们已经提出的论断,“乡村都市化并不是都市化的终结,而是都市化的起步” 。古城村作为村庄实体在北京版图上的消失,成为秉心圣会衰败的根本原因。


五、结论与讨论


秉心圣会的发展史清晰地表明,香会活动不断随着现实条件的变化而适应,始终与人们的实际生活密切相关。不过,从通过秉心圣会来祈福求善,到为保留村庄而积极复兴秉心圣会,它的活动理念与价值明显不同于建立虚拟的“紫禁城”以发泄长期被帝国的政治符号压迫而致的愤懑、保留传统以追求经济利益。更进一步,秉心圣会随着古城村的终结而衰败,虽然这一现实确证了妙峰山香会文化难以再现当年繁盛景象的论断,但也呈现出与如今活跃于都市中的香会迥异的命运。对此需要有新的审视与反思。


(一)村落变迁:妙峰山香会浮沉之基


在最初的时候.秉心圣会的妙峰山朝顶进香活动为古城村人训练自己的生存技术提供了机会,也承载了他们祈福求善的一12,理期求。而在进行朝顶仪式的过程中.古城村人念的香词通常是“求老娘娘保佑古城村男女老幼”。这种独特的方式孕育出特别的文化,古城村人表现出原始的村庄认同,连周围村庄都熟知的“古城村人心齐,抱团”便体现出这一点。此后的岁月里,秉心圣会经历了复杂的改造,踩街和朝顶具有了新的意义,人们的村庄认同也愈加深厚。“文革”期间,古城村人曾集体对抗石景山区其他13个大队的“东方红派”的攻击,以此保卫村庄。这表明,在关系到村庄命运的关键时刻,古城村人有着强烈的村庄认同,并因此更加团结。进入到2l世纪之后,古城村作为“城中村”被列入拆迁计划,村庄处于生死存亡的当口,古城村人积极地复兴秉心圣会,实质上是在保卫村庄。此时,在人们积极地投身秉心圣会活动的过程中.村庄认同被强烈地激发了出来。再加上以洪言为代表的村庄精英们有意推动,适时地申请“非遗”,并巧妙地用“集中居住”来“笼络人心、激发人”,村庄认同升华为本文所称的“村庄意识”。遗憾的是,由于不可抗拒的城市化,也由于拆迁背后存在巨大利益,古城村的拆迁无可避免,“村落的终结”终成现实。再加上有关部门对“非遗”重申报而不重保护,在多重困难和重压之下,秉心圣会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妙峰山朝顶进香活动变得难以为继,春节踩街也日益艰难,秉心圣会由此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败。


概言之,秉心圣会是依托村落发展与兴盛起来的,正是随着村落的兴衰起伏,秉心圣会才最终呈现出了失而复得、得而复失的复杂命运。因而,村落变迁是秉心圣会这一以村落为依托的妙峰山香会浮沉的最终基石。


(二)研究反思:妙峰山香会文化走向何方?


在认识到村落变迁与妙峰山香会浮沉之间的关系时,我们再回到妙峰山。现在,每年的妙峰山庙会期间都有大量香会组织活跃其中。它们中有许多也和秉心圣会一样,近些年来不断被评为区县级、地市级甚至国家级“非遗”。不过,田野调查同样发现,其中有许多面临着与秉心圣会类似的困境。在人选之后,政府很少再采取严格而慎重的措施加以保护,而任其自生自灭。由此带来的一个结果是,每年妙峰山春香庙会期间香会活动看似繁荣,却主要南一些新成立的香会唱主角,其中有不少是为了锻炼身体或者丰富社区文化生活而组织起来的。对这些香会而言,行香走会更多具有的是一种娱乐作用,而缺少了民俗意义。与此形成对比的是,那些具有悠久历史并视民俗意义为核心价值的香会,却由于保护不力,正遭遇因后继无人或者“村落的终结”而带来的衰败厄运,它们不得不因现实困境远离妙峰山。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城市化的不断推进,这样的香会必然会呈现增长的趋势。那么,当越来越多古老的传统香会因各种原因不得不逐渐远离妙峰山之时.妙峰山庙会的意义将会何在?妙峰山香会文化又将何去何从?如此,我们必然面临学者们已经提出的严峻问题,“在中国传衍千年并被历代统治者压制、打压、改造和利用的乡村庙会的生机究竟在哪里?” 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社会该以怎样的态度与方式来面对“非遗”?又该采取怎样的行动来进行“非遗”保护?秉心圣会的兴衰沉浮应该让我们认识到,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异常急迫的,更是必须直面的挑战。






本文是历时数年的调查研究成果。感谢孙庆忠教授多年来的教导与鼓励,是他带我开始了神奇的妙峰山之旅。感谢古城村人给予我无私帮助与关怀,这是我完成此文的根本动力。感谢一同与我进行田野调查和讨论的王瑾鹏、王怀、蔡家瑶三位同学以及提出过批评意见的赵旭东、熊春文、潘进、王水雄等诸位老师。谨以此文纪念顾颉刚先生等前辈妙峰山调查86周年。


[1]顾颉刚编:《妙峰山》,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吴效群:《北京妙峰山碧霞元君信仰研究史》,《民俗研究12002年第3期。
[2]吴效群:《建构象征的“紫禁城”— — 近代北京民间香会妙峰山行香走会的主题之一》,《民俗研究》2005年第1期;《社会声望:民间花会人士的价值追求》,《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2005年第3期;《妙峰山—— 北京民间社会的历史变迁》,人民出版社,2006年。
[3]Susan Naquin. “The Peking Pilgrimage to Miao-feng Shan:Religious Organizations and Sacred Site”,in Susan Naquin and Chun-~ng Yu.Pilgnms and Sacred Sites in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2,p.333—377.
[4]李培林:《巨变:村落的终结—— 都市里的村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l期。
[5][美]韩书瑞(Susan Naquiu):《北京妙峰山的进香之旅:宗教组织与圣地》,周福岩、吴效群译,《民俗研究12003年第l期。
[6]文中所用的访谈资料均来自田野调查,下文不做一一说明。
[7]沈榜:《宛署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93页。
[8]吴效群:《北京碧霞元君信仰与妙峰山庙会》,《民间文化论坛》1998年第1期;田承军:《碧霞元君与碧霞元君庙》,《史学月刊12004年第4期。
[9]金勋曾在《妙峰山志》(手抄本,藏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中提到“阜成门外古城村三义庙攒香秉心会”,这与秉心圣会的地域及活动特征相符。
[10]吴效群:《建构象征的“紫禁城”——近代北京民间香会妙峰山行香走会的主题之一》,《民俗研究》2005年第1期
[11]隋少甫、王作楫:《京都香会话春秋》,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年,第14页。
[12]郭于华:《民间社会与仪式国家:一种权力实践的解释》,载郭于华主编:《仪式与社会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13]岳永逸:《乡村庙会的政治学:对华北范庄龙牌会的研究及对“民俗”认知的反思》,载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五辑),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盛燕、赵旭东:《从“家”到“庙”——一个华北乡村庙会的仪式变迁》,载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六辑),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
[14]对此的详细论述,可参见苗大雷:《民间组织荫蔽下的村庄意识—— 京西古城村秉心圣会研究》,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系学士学位论文.2006年 村落变迁与妙峰山香会浮沉
[15]在2006年9月之前,该公司的全称为“古城农工商联合公司”,此后又更改了新的名字。不过,由于它是由集体企业转制而来的.所以古城村人在日常生活中通常称其为“大队”。本文统一使用“古城农工商公司”。
[16]刘铁梁:《村落庙会的传统及其调整—— 范庄“龙牌会”与其他几个村落庙会的比较》,载郭于华主编:《仪式与社会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99页。
[17]北京市文化局:《关于对第一批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进行公示的通告》,2006年8月27日。
[18]王铭铭:《社区的历程:溪村汉人家族的个案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54页。
[19]孙庆忠:《都市村落:南景》,载庄孔韶:《时空穿行—— 中国乡村人类学世纪回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67页。
[20]王铭铭:《走在乡土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3页。
[21]刘魁立:《从人的本质看非物质文化遗产》,《江西社会科学12005年第1期;贺学君:《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路思考》,《江西社会科学12005年第2期。
[22]孙庆忠:《花会组织与村落记忆》,《艺术评论12007年第6期;苗大雷:《技艺民俗何为本》,《艺术评论》2007年第6期。
[23]乌丙安:《民俗文化空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中之重》,《民间文化论坛12007年第1期。
[24]兰林友:《华北村落的追踪》,载庄孑L韶:《时空穿行—— 中国乡村人类学世纪回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75页。
[25]2010年5月,笔者曾向孙庆忠教授了解南景村的“城中村”拆迁情况,他的回答是“那地方太贵了,根本拆不起”。正是这样一种独特的现实,使得如此一幅温情画面得以维系。
[26]周大鸣、郭正林等:《中国乡村都市化》,广东人民出版丰十,1996年,第35页。
[27]岳永逸:《乡村庙会的政治学:对华北范庄龙牌会的研究及对“民俗”认知的反思》,载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五辑),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238页。
(苗大雷:社会学博士、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教师 湖北武汉43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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